朋友

常常羡慕别人有很要好的朋友，当你遇到了麻烦，能够毫不犹豫地扔下自己或许是很重要的工作去为之奋斗，比办自己的事情还认真。

琛是我小时最要好的伙伴，又同窗10年，算起来呆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20年，比亲兄弟还长。1968年夏天，我的父亲和琛的母亲被揪出来，我俩咬咬牙去了北大荒一个叫伏尔基河的小农场。那年我16岁，琛只有15岁。冬天刮起了大烟炮，雪花从一切有缝隙的地方钻进帐篷，连脸盆里的水都结冰了。夜里冻得实在睡不着，就挤进琛的被窝，听他讲故事。琛的故事真多，一个冬天都没讲完。记得第一个故事是《二十年代血泪仇》，讲一对青年学生复仇的事，旧上海滩血雨腥风，而这个故事却充满了人情味，那么多年也没忘记。

农场有个小酒房，出酒的日子大伙都跑来了，喝得东倒西歪。琛的酒品最好，酒量也大，一个人坐在那静静地喝，像喝水一样，喝完了还可以给你讲故事。

1975年麦收刚过，琛被选送上了大学。临走的那个晚上，我和琛坐在白桦林中，晚风柔若丝帛，那薄薄亮亮的月亮像是用锡纸剪了贴到夜空中去的。我俩都不说话，呆呆地望着月亮。琛到了北京就给我来信，信封是自制的，他不忘在信封的背面写上：信儿快快飞，我盼信儿快快回，鱼儿盼清水，我盼信快回。1984年琛去美国读博士学位，一去竟是10年，还在美国出了散文集。琛在国外也不断给我写信，依旧在信封背面写上那句话，像热恋中的情人。每当喝酒的时候，便会想起琛。听人说，在热闹的时候想念一个人，那便是真想念。那么，琛是我真想念的朋友了。

上月琛打来越洋电话，告诉我要回来参加母校30周年校庆。那天在机场相对而坐，10年的时间汩汩无声地一滑而过，岁月的无情、生活的艰辛彼此都刻在脸上。在琛身上，你会发现从前的友谊依然存在，你会为结识这样的朋友而骄傲。

从北大荒返城，我一直在一家出版社工作，交了不少读者和作者朋友。编辑部的四合院里有一棵大柿树，每当柿子黄时先打下来，在米缸里闷上数日，柿子会变得软软的。周末约来几位作者，围坐在柿子树下，沏上清香扑鼻的茉莉茶，吃着甜甜的柿子，海阔天高地谈论，编辑和作者间于是有了一种鱼水情般的联系。分手时每人送上一兜刚刚打下的柿子，相约来年柿子熟时再相聚。

作者之中，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叫冉林的。他不足40岁，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镜。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下着大雨，他用雨衣把书稿包了好几层，自己却淋得像只落汤鸡。他翻译的是苏联长篇小说《战争的密秘》，描写苏联卫国战争那段艰难的历史。他只拿来上册，中册和下册仍在翻译中。或许是他那种率直感染了我，我俩一下成了朋友，他叫我老师，其实他的年龄比我大，又在大学教书，我应该叫他老师才对。

有一次冉林兄回陕西探亲（他是陕西长安人），特地带给我一篮陕西的柿子，刚下火车就风风火火跑来我家。柿子很小，只有乒乓球那样大，皮薄肉甜，与北京的柿子比较起来，确实是陕西的柿子好吃。这以后他常托人捎给我陕西的柿子，还有他家乡产的核桃和大枣。
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冉林兄在翻译下册书稿时病倒了，这正是柿子熟了的季节，我提了一兜柿子去看他。推开门床上空荡荡的，嫂子告诉我：冉林兄患了“突发性肝坏死”，才短短20几天就走了，留下一个刚上学的女儿。冉林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留下一封信给我，推荐他的一位同事继续完成剩下的翻译工作，信的末尾说再不能吃我亲手打下的柿子了。读了他的信，我真想大哭一场，我为冉林兄而惋惜，他还那么年轻，又那么有才华，无论对家庭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个损失。